凤凰卫视的“唐人街”节目专做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有一期的主人公是在东京歌舞伎町做“导游”的中国人王晓牧，那期节目做得非常棒，是我看过的最好记录片之一。

当时的王晓牧在片中说他马上要出本书，完整地记录他在日本打拼的生活，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本，转载在下面，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注：有一个地方涉及某领导，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删掉了。

歌舞伎町案内人(一)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前言

五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夜。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身穿浅灰色范思哲西装套服，专门定做的衬衣衣袖上是镶嵌着钻石的迪法尼制的扣纽，脖子 上系着圣罗朗领带。脚上是在去纽约时一次就买了十双的费雷牌皮鞋。手腕上的金表是芬迪 的。头发梳理的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的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 54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也不会改变 我不愿脱去一件衣服的决心。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友送的香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 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 美，简直无法言说。

我点着一支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穿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 款步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穿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 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砰然心动。

露出领口的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随着身体的迈动不住晃动的丰满的胸部、和服下摆那 扭动着的身体的轮廓燎起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稳地站立下去。

仲夏夜的歌舞伎町，更有一种撩人的魅力。

光在那儿傻愣愣地看人家女孩子是不行的。我的职业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也就是 说，主动招呼那些来歌舞伎町的外国游客和来出差的外国职员们，把他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 方。比方说带他们到脱衣舞场、俱乐部、酒店或者只是哪家小饭馆。

我可以从店里拿到回扣。这就是我的职业。说穿了，其实跟那些为风俗店、酒店、舞厅的拉 皮条客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我将自己的这种工作美其名曰“导游”，带着某种自豪。

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我突然感到一阵饥饿，于是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 一家名叫“后乐面店”的立食店（因为店小，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吃的一种日本常见的拉面 馆——译者注）走去。

平时，这会儿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 诸如甲鱼、螃蟹什么的让人提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 来点简单的。

这家“后乐面店”与我有些缘分。1988年，我刚刚来日本，找到的一份工作内容是在歌舞 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夹着广告的餐巾纸。每小时一千日元，为了支付学费和生存下去，那时 是不可能想象现在这种奢侈的。我找到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 客人叫的最多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 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

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常当作“点心”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今年我 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生活极其困难，孩子们是 很难奢望尝到点心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得思念故乡，思念母亲。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突降骤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 体，灯光映照在地面上，更使这条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雨停之后，这一大都会的 中心会微散发出丝丝泥土、树木的芳香，带给行人片刻的清凉。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支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挡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 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 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资格老的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自己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 奶奶曾在中国伪满洲住过。另外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特穿戴的看法之类 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 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啊——”

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落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 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干活的各类 人物，有引路人、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人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 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 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大家都喜欢看到发生意外，连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国语、 英语、泰国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被拦上了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 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 歌舞伎町案内人(二)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原来,是那位名叫智子、曾做替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高达9层的 大楼楼顶上跳了下来，正巧落在下面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要是平常的话，她在落地的瞬间， 反弹力也会让她再摔到地面上，但智子却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在漫画中才有 的偶然。如果没有这辆车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往 下想像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 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 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着话的是一个黑社会分子。

从9楼楼顶上跳下来还居然没死,真难以让人置信。听上去确实像漫画中的故事。可这就是 我在日本碰到的一个女怪物。虽然这并不是一件该让人取笑的事情，但一想到智子发生的这 件事，我就忍不住要笑。

同时,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纯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这次自杀时间发生半年左右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 十五岁前后。她长的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可爱之处,让人不 讨厌。

那是有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回扣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 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

“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 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 我一罐咖啡或其它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香奈儿等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 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别人,每当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就不能不让我也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 喧上几句。她甚至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现在 想起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想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1997年上市的一种非常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 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 台，一天居然可以挣到多达20万以上的日元。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20 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10万、20万日元也是及其正常的事情。当时我 自己也没少玩。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 底信赖的恋人的话……

那之后不久，我从她的那家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其理由，他笑着给我做 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眼神，原来如此。还不仅 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10% 到20%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800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的高利贷机构。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 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 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 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 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几个。她们的悲剧命运结局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 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从这条街上消声涅迹。

听那家性服务澡堂店长说智子辞职的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 房碰过智子一次。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 “大工源”液晶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饱满满的两颊，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变的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让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声,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

我从自动投币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 就离开了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 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 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那么，智后来如何呢？这个话题就此并没有完结。

那是事件发生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智子的事情早已被我忘在脑后，我正在街 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 眯眯地站在身后。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赌博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女。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 回到了歌舞伎町……

不，她大概已经没有可以让她回去的地方了。歌舞伎町——这条侵蚀了她的身体和心灵、葬 送她的人生，将她一步步推上绝路的大街,是否此刻已经成了她唯一的故乡？我不由地生出 了这种感觉。

此后,智子开始在另一家风俗店打工。她还是像过去那样,除打工之外就泡在弹子赌博游戏房 中。但是，新年开始后的1998年到来，她没有再出现。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的身影。

在歌舞伎町,像这样的事件只是家常便饭。如果在意这些细节的话,那可是无法在这条街上生 存下去的。在歌舞伎町的这十四年之间，我目睹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我自己被卷入其中 的情况也已经不是可以简单数的出来的了。处于生死关头的情况我也面临过。但不管任何时 候,我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这条街道。那些昔日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从这里消失出去，但我还依 旧继续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条街，热爱这里的世界。我是被这里的魔力紧紧抓住，难以 迈步出去的众多人中的一个。这种感情，我想除了用“热爱”两字,不足以表达。 你不想来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玩味一下吗？

歌舞伎町案内人(三) 李小牧著 但然译 第一章 地盘

2002年5月。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开催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同步, 我也与各国足球队一同进入了“准备”阶段。

当然，我不是要将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 游”，特别是擅长英语的人——在世界杯赛开催期间,大量的外国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我在 日本的各大中国人报纸上打出了募集广告。所以,我的电话开始彻夜响个不停。这也是预料 当中的事情。要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一个外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保证有 24万到4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可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前来碰碰运气 的。即使是半信半疑，打电话问个究竟也不会是一件难事。

看见募集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一个强调。

“真的有那么多的钱可挣？”

无理地说出下面的话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了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 大吉吧？”

被人劈头痛骂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喂！你这混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光明正大地引诱 人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混蛋，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

而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也多到几乎要踏破门槛的地步。平成年间开始的经济萧条不但影响 了日本人的经济,更直接波及到在日中国人的生活。

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内。之所以设在这里,是 因为从这里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尽管我不喜欢用这一“黑话”。从这里一旦发现哪 条街上发生了什么,可以立即奔过去就地解决。

那地盘对于我几乎与性命同然。

晚上7点半,这天第一个面试对象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浜国立大学上学的一名 留学生，来日本才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非常老实,坐在我面前显得掩抑不住地 紧张，握着可口可乐的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可怕？是不是像一个黑社会的？”

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尽量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并尽量保持彬彬有礼的绅士态度。

“没有!没有!我只是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因为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 伎町非常可怕……”

大凡老实巴交的中国人都会对夜晚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恐惧感。我想恐怕连日本人也同样。但 这却正是我所需要的人选。因为没有什么比小心翼翼地在一条外国繁华大街红灯区上,与一 个看上去就是一个黑帮成员的不正经的中国人走在一起更让人感到危险的了。我所募集的都 一定是持有效签证的正正经经的人。

现在,我与几个这样的人一起做着这项“导游”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上前招呼那 些主要来自亚洲各国的外国人,带他们去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一些， 但他们所“导游”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几乎不会有所冲突。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可是歌舞伎町的主 街道，它就像是一块人人挣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其中的最佳地点。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几年，我与中国人黑社会的较量和抗争几乎从未间断过。 一年前的某一天,中国人黑社会的家伙巧妙利用日本人黑社会组织，想强行来分割我的“地 盘”。善于加塞儿可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可是，这一次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加塞儿截然 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现在这 种由中国人黑社会和我共立的局面。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在和平共处，实际上日日都在勾心斗 角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不能不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 注视着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我恍惚看到了十四年前的我。

与人妖共舞

二十帖(一帖等于约3.3平方米——译者注)左右榻塌米大小的店内热气沸腾。时间是泡沫经 济时期。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场所，花起一 张张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的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狂乱的舞场。

一位将领带缠到头上，看上去非常温和的绅士突然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 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

店里的陪酒小姐们——不,是人妖们,他们在一旁齐声拍着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 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全是一瓶高达三万日元的酒。我被日本人的这花钱如流水般的豪 爽劲儿惊呆了。与此同时，我还在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当时的中国 人,只要有十万日元就可以在家乡盖起一座小楼。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我与数名伙伴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除了我以外,他们全是这个店里的人妖。这天虽 然是我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我尽兴发挥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里 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的欢呼声，“我爱你！让我抱抱——”之类的娇 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很快，一些客人送上了小费。他们用筷子 夹住一张张一万面额的日元,起初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向这些客人投去笑脸。身 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去收下吧！”经过他及时的开导，这才没有被别的人妖 从旁将这些我得到的奖励抢先夺走。

那正值我来日本半年,每日为生活疲于奔命的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 地得到了这么多小费,心情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

赴日之前，我在深圳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了六年。当时的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大都市的繁华, 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 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常常担任舞台上 的伴舞，收益亦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职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 在舞厅大展身姿。有四年时间我都是在这种充实而愉快的生活中度过的。 后面我还会详细叙述赴日之前的各阶段生活。其实,我曾经是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 我的舞蹈生涯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东京,都派上了用场。

歌舞伎町案内人(四)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到日本以后，我每天都为能攒出生活费和日语学校的学费而疲于奔命,打过各种各样的工。 最开始是做情人旅馆的清扫员。虽然每小时的工资只有600日元，但因为那时我还几乎说不 全几句日语，所以这个工作倒也相对容易，因为只要埋头干完活走人就行,基本上用不着说 几句话。

我的工作内容是等一对对情人离开房间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房间打扫干净。给清扫员打扫房 间的时间仅仅只有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更换屋子里的空气,换好床上的被单,将 附在浴槽上的那些客人留下的阴毛等污物冲洗干净并擦干。将房间里的一切收拾利落,使它 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这可是一项重体力活，也是一项令人悲哀的活。每当我不得不从床 上拾起尚残留着前面的客人体温、先端储满白色温热液体的避孕套的时候，眼泪都忍不住要 涌出来。我会按捺不住地大叫：

"神经病！混蛋日本人！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去！"

那时正是在日中国人因为缺乏生活常识，不遵守规则，受到多方指责的时期。什么中国人在 房间里大声喧哗，不懂规矩，不遵守扔垃圾的规则等等……

情人旅馆的清扫员的工作之后，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厨房打工，做一位小个子日本人的助 手。切鱼、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洗碗。我的这位师傅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教给 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他还教给我许多在日本生活应该注意的细节。他还是一个棒 球迷，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读卖球队如何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球队, 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自己却是另一个队的球迷等等。棒球在中国并没有多 少人喜欢，因为很多人都还对棒球这种体育项目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喜欢的是足球。

诸如此类的工我可没少打。只要有一点空余，我还会另外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 是挣钱。

我时不时地抽空到位于东京下落合的"学生援助会"去另外找一些零活。

当时干得最多的零活就是搬家的工作了--一天可以挣到8千至1万日元。周六和周日我基本 都在打这种工。也正因为这份工，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关东地区的各个大小城市。

半年以后，我开始在歌舞伎町里的一家名叫"梦组"的人妖俱乐部以每小时800日元的工资做 招待。这家店在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现在依然在继续营业当中。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 作"始终感到好奇，"梦组"的工作就属于这其中之一。

我当了不长时间的招待，对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说干就干是我的个性。我 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老板起初对我 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亮相--掂起脚尖原地转了几圈。他的脸上立即 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喜欢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这接下来就是前面叙述的场面。

可是，除了上场之外，我还是得继续做自己的招待工作。那种不管任何情况都必须不断对客 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工作方法使我疲惫不堪。结果我只坚持一个月就辞去了这份工。

想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是几乎不可能的。

来日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想找个安身 的地方。那是从现在算起的十四年前，我28岁的时候。

1988年2月26日。我和朋友一起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后，就直接赶到新宿。为什么直接 到新宿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当时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新宿有 亚洲最大的繁华街--歌舞伎町，这里是一个人间天堂。在国内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这红灯 区的传闻。我对这一尚未见到的"歌舞伎町"，充满了异样的幻想。虽然是以自费留学生的身 份来到日本，听上去理应是该好好读书的，但我更对歌舞伎町这条寻欢的大街充满了向往。

傍晚，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在大雪纷飞当中看到的新宿都心的那些高层建筑 群与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脚踏梦中才见过的这片新宿的土地！面对 着面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情掩抑不住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 出一支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支，点着了它们。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支烟 的味道都很特别。

踏入歌舞伎町

没有任何可以去的地方。于是，我们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 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恐惧日本价格之贵，大家都会尽可能地带够一应生活器具。 我是连被子都塞在旅行箱带来了。另外，还有一些够吃一阵子的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 等，还有大米。箱子里还有菜刀。这些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到哪 里都会先想到吃。我没有忘记带上一瓶爱吃的臭豆腐乳。很多日本人对这一食物发出的臭味 退避三舍。但对我来说，它的味道却要胜过纳豆十倍还多。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 了。 拖着这些沉重的箱子，我们终于到了歌舞伎町。从靖国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兴奋 地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

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景象略有不同，但感动是无庸多言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里是色彩泛滥的世界。它们没有任何规则，不受任何约 束，没有秩序，也不加选择地充斥在大街小巷。它们一下子跳入、并占据了我的眼帘。我甚 至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晕旋。

尽管中国也有一些灯红酒绿的街道。但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却充满了诱惑的特殊魅力，它带 着刺激，令人陶醉。

各种色彩同时映入视线，两旁林立的一座座店门里传出我们还无法听懂的日语或高音量的音 乐，它们同时震动耳膜。

歌舞伎町案内人(五) 李小牧著 但然译 “一个小时，800元！”

从喇叭当中无数次传出来的这句话自然而然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当时不明白它的意思，后 来才知道这是电话聊天的价目宣传。眼前的一切都是那般新鲜。居酒屋、游戏房、弹子赌博 游戏房,还有那些风俗店。当大街上立着的大广告牌上贴着的大幅女人全裸照片跳入眼睛时， 我彻底惊呆了。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着周围，一边偷偷凝视那个淫秽的广告牌。朋友的反 映也与我完全相同。我注意到他那盯着照片的两眼发直、发红。

满街行人的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赴日前所在的深圳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漂亮的城 市了,但没想到居然与东京的差距会如此之大。身穿宽松的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 男子伫立在街头,他们看上去是那样帅气,我一下子就被他们给吸引住了——后来知道他们就 是拉皮条的。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

更惊异于女人们的美。仔细观察的话,发现她们当中其实没几个漂亮的,但身着最新款式的时 装，脸上精心施上了最流行的东京式化妆的这些日本女人,在当时我的眼中,个个都是那般的 漂亮和性感。

“简直是到了天堂了！”我自言自语道。只一眼，我就彻底喜欢上这条街了，顷刻之间，我 就变成了歌舞伎町这颗毒牙的俘虏。这之前,一直听说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现在 我眼里的它，不仅没有丝毫的可怕,相反是充满了神秘的魅力，令我激动万分。

我们在歌舞伎町逛荡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打电话给住在东京的相识，向她打听怎样找到可以 暂住的地方。说是相识，其实连一面都还未曾见过。离开深圳之前,朋友给了我这位中国女 孩子的电话，告诉我遇到困难也许可以打电话找她帮忙。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初来日时都像 我们这样事先没有联系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只身登上了飞机。

“熟人”很快赶来了。简单打了招呼她告诉我们。

“本来可以让你们先在我那儿凑合一下的,但房间实在太小,没法睡三个人。我带你们去一个 又便宜又好的地方先住下再说。”

她带我们去的地方是情人旅馆。刚刚来到日本的我们还根本搞不清楚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旅 馆。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便宜的地方，能凑合躺下睡觉,哪儿都没关系。

这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一间墙壁漂亮的粉红色房间，一张还平生头一次享受的豪华双人床上 死死地睡了过去。

开头几天

住在情人旅馆的第二天,我去了将于四月开学的日语学校。

交了三个月的学费共18万日元，办完入学手续,学校的台湾人办事员把我带到了与学校签约 的租房中介所。

我定下一间与学校同在一个地点——高田马场的不带洗澡的六帖房间。日语学校校长作保租 了下来。房费3万6千日元，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年的房费。当知道这只是一个月的房费 时，我的眼前一片黯淡。不,还远远不止这些，签约时还要一次交清相当于几个月房费的押 金、礼金。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财产，将近40万日元在片刻之间就这样消失殆尽了。

我必须赶快找份工打。坐在除了旅行箱外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这才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不 安。我不是独身一人,老婆也将在一个月后就要来日。一贯是乐天派的我，此刻却要焦头烂 额了。口袋里揣了一本袖珍词典,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径直奔向歌舞伎町。一眼就迷上了这里 的我，渴望在这儿也许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在街上来来回回走着，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工作。不知怎的，最后我就像犯人重返犯 罪现场那样，竟然重又走到了第一天住的那家情人旅馆门口。

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小窗”的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想工作,有吗？”

我拼凑着简单的日语单词，尽量表达完整自己的意思。我在日本的好运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我被采用了。一小时600日元，这是我在日本开始打的第一份工，地点就在歌舞伎町。刚才 还一直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变的晴朗起来。

只要有工打,别的困难都会解决。我那乐天派的作风又立即回到身上,一路哼着歌打算离开歌 舞伎町回家。

途中路过剧院广场,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

歌舞伎町案内人(六) 李小牧著 但然译 第一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身着西装和黑呢大衣的潇洒、英俊的年轻男人们正一群群站在大街 上。他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注意分寸的悄悄观察起来。他们不断地向路上行走的女性小声打着招呼，往她们手里递发 着广告纸。我马上明白了他们在为某种生意“拉客”。

“能穿那么高级的衣服,钱一定不会少挣！”

这样想着,我感到自己真寒掺。与他们相比，我身上的衣服显得既廉价又过时。我的穿着一 看就是一个刚刚来日的穷酸的中国人。看看那些潇洒、英俊的年轻人——藏蓝色西装里面是 一件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含棉成分的黑呢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前端黑亮亮的。就是那色 彩鲜艳的领带也是在中国所看不到的。酷爱时装的我注视着他们羡慕的心里直发痒。

“赶快赚到钱！我一定要比这些日本人还要穿的漂亮！”

我抱着坚定的决心离开了他们。那些男人们穿的黑色大衣是当时的最流行款式。

偷东西

开学前的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起早贪黑,每天在别人的阴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 干着活。可每小时只有600日元收入。这样干下去，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大衣只能在梦里去 穿了。

一天傍晚,我和一直没有见面的那位一起来日的朋友约好了见面。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几 个朋友一起合住,但我却不行，因为老婆很快就要来。所以,一开始就和这位朋友分开来住。 每天拼命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和他见面。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日本,物价这么高。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米饭居然要750日元,在国都可以买100 个人的回锅肉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 场的大街上闲逛着,那时我们是舍不得花钱进咖啡店聊天的。

到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时,朋友拉住我,向我耳语道：

“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确实想要新衣服。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有点心动了。这家店里的商品一看就知道是极其大众化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但对于当时 的我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服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 色羊毛衫。5500日元。虽然不算很贵,但那不是我能买得起的。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

“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如果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警察局。即使是没什么大事,被遣送 回国的命运是一定免不了的。我来到日本才仅仅三个星期，连学都没开始上呢！妻子很快就 要来日。况且我还有找个日本妞儿玩玩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这一切都化作泡 影的话……我下不了决心，砰！砰！心跳加快，好象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似的。但是几秒钟后， 我还是将羊毛衫藏在甲克衫里，快步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第二天,一起打工的老太太见到我表现了惊奇。

“啊！小李打扮的可真漂亮呀！”

日语学校

三月下旬,妻子爱梅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就团聚了。 她是我的第二个老婆。1982年,我第一次结婚,背叛妻子也被妻子背叛、争吵……四年后的 1986年我们离了婚。离婚后我又很快就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结果,到2002年为止，我 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四月,我和妻子一起开始上学。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10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政府也相 应鼓励赴日留学。我和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就这样来到了日本。

跟随形势,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 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连最基本的设备和教师都是虚的。而从这时起，以我们这些语 言学校的就学生为对象赚钱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出笼。正值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在中国人 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为那些渴望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开办的 中介机构、中间人等也泛滥成灾，其中不少人实际上就是搞偷渡等违法活动的“蛇头”，后 来，有一段时期，这些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成为被警方打击的对象。

正规的就学生、留学生当中,也有很多人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参与了一些犯罪活动。虽然 如愿上了日语学校，但是，现实是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大家抬不起头来。虽然就 学生和留学生进入风俗店打工是被入国管理局所禁止的，但实际上半明半暗地，还是有一大 批学生都在这种地方打工。

入管法形同虚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那种不良环境当中打工,是很难把握自己不学坏的。 越是危险越向前。只要在赌博机上做点手脚就可以在短期之内挣到大钱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 都能轻易抵挡得了的。

我也同样如此。如果一直做着每小时只有600到800日元的体力劳动,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一 定会成为某一中国人犯罪团伙当中的一员。因为那些诱惑实在是太多、太大了。

然而,最终我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这其中的差距实际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弱。人的一生是 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而最终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度过难关,没有陷 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是这种心情。

那些“不良中国人”的犯罪活动，最终极大破坏了日本社会的平和。我也被卷入到他们不断 犯下的一件件罪行当中,成为一名受害者。

泡沫经济末期开始,日本的经济开始萧条。亚洲各国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开始取代日本人, 成了歌舞伎町的主角。

值得幸运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上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老师们都非常和蔼可 亲，他们的素质也很高。除了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国外生活碰到难题时出谋划策。

可当时我已经28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我的学习显得很吃力。记忆力和 精神集中力都赶不上年轻人。根本就很难再整日面对黑板,做个好学生了。

但我和妻子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一边打着工，一边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每日到学校上 学。学校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区的学生们都拼命在学日语。

最初脱逃的是妻子。

歌舞伎町案内人(七)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发放纸巾

日语学校放暑假期间,我辞去了做了一个月的人妖店的工，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 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饿,毫无目的瞎走的时候，看见一位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押住眼帘 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正站在路中间向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小伙子。打扮土气,不像是有钱人。随随便便走了过去, 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携带用纸巾。把它翻过来,一面印着 一些难以琢磨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明白,“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大体明白。 而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 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

在歌舞伎町,可是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 “时装健康”几个字。刚来日本不久的时候，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是随处可见。很长时间 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时装”的词我明白，我 自己就非常喜欢时装，“健康”，如果是英语外来语的话，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健康”这个 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是大体 可以猜到它的含义的。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同伴喫茶”、“SM喫茶”、“包间裸体”，粉色沙 龙的“花瓣旋转”等等，虽然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内容和区别 还是无从知晓。

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和自由饮料等。”

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问老师。老师看了看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 但这上面写的免费和自由饮料的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对女客 人采取免费优待。”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人进店。我记 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行为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一次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名词无论如也从我的 脑海里赶不走。会不会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看看。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他慢慢的,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 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 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1000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 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 的话，就不用担心与上课相冲突。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工作。我给老板深鞠躬， 行了个标准的日本礼,请他雇下我。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我一下子摆脱了整天在情人 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特别是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带里，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 长时间这一点。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拿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 美差。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很快就找 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极了，顷刻之间，我就摇身变成了一部 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了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 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 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有一天，我跟老板说：

“我有老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打，你能帮她介绍 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很蹩脚，但我已经能表达清一些简单的意思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看看！”几天后，我把老婆带来介绍给老板。在我眼里都不是一般的漂 亮的妻子当时就被作为店里的“诱饵”而采用了。

日语学校后半学期的课程开始了。

黑社会的示威阵容

到日本的第一年很快就过完了。

两个人上日语学校。为了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几经换着完全不同的工作。

秋天到了。经济困顿的我们开始了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 纸巾的活，妻子则作为店里女客人的“样板”要员工作。

这时候开始,可算作是我在日本生活的第二阶段。无论从工作也好，还是个人生活也好，都 属于是一个动荡的阶段。

八月下旬开始的这份发放纸巾的工作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多月了。工作一直非常顺利,我也开 始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

我认识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让我很高兴。

首先是那些当初吸引了我的日本人“拉客”的小伙子。就是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帅哥。还 有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老板、电话谈话店老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 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们。当时还从没有站在大街上打这些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 个新奇人物，并得到了大家的好感。 但我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 成员的人,但仅凭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到底哪些人才真的是黑社会成员。那时我还没有 与他们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大量充斥着从中国大陆来中国人，但在当时可是几乎完全没有。所谓来歌舞 伎町的中国人，实际上都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其次最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 泰国的居多。

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的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和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开始频繁地上来 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 的内容基本上会以这些为主。

当时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这些 华人游客的带路人了。

歌舞伎町案内人(八) 李小牧著 但然译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我本是出身在湖南，但因为来 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的很流利。据说香港回归前，很多香港人都拒绝 说普通话,所以会说广东话的我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每当遇有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为他 们引路。作为回报,往往他们会给我一枚500日元硬币或一张1000日元的钞票作为小费。在 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的情况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某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 次就给了我3000日元的小费。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但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第一番街的中间部位的吃茶店“上高地”周围，聚集着大约有200人左右的一大群人。兴许 是一个较大的旅游团，但他们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他们中有的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高高大大、剃着光头； 有的穿着背上大大地绣着龙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 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 黑社会电影上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4、5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而去。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 足招揽客人的那些拉客的男子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直直地站 在那里一动不动。要么就是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

“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向我耳语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两次, 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做一次这种例行的操练，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示 威行动。

这之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像强烈。一 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游行”并不单是一个团伙， 在面积仅仅只有不足600平方米的这条大街上，居然有上百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他们的总 人数据说要超过2000名。山口组有自己的地盘，极东会又有他们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 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满是黑社会的天下。

这一“黑社会游行”的歌舞伎町一景，最近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多了。虽然偶 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说,规模可是小的多多了。

黑社会成员的外表也还是过去的更威风。泡沫经济时期的黑社会成员,只一眼就可以断定。 但现在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了。那种黑社会 成员所独有的发型早已废除。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那个时代黑社会成员的外表。 因为不会让我厌烦。

在剧院广场周围悠闲地踱着步子“游行”的黑社会成员们周围，有很多人看热闹似地聚集在 那里。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一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位长的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当时给我一个印象,普通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迈向“引路人”的第一步

发纸巾时无意碰到的情况让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每天站在路上发纸巾,我的工作是一小时 1000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8到10个小时，也就是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8000至10000 日元的收入。

可是这次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3000日元。凭这段时间的 经验，虽然不能肯定,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500至1000日元。赶上运 气好的话一次就给上3000或5000日元的大方的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 小时，我就挣到过比平时站一天才能挣到的还要多的钱。

一个是辛苦一个小时挣1000日元，一个是不到5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

首先，我在做发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没有我不知道的，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像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这种问话当然是与发放纸巾同步进行。我保持笑容,问话方 式尽量自然。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终于能来到这亚洲第一 闻名的红灯区看看而暗自庆幸。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想尝试进风俗店看 看，又完全不知到底有那些种类的店，有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是怎么样的？该付多少钱才 不至于被骗？他们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皇居、上野动物园、迪斯尼乐园等处， 在旅游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至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从哪 儿也无从入手。除了知道歌舞伎町是一条“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社会分子”之外，大 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是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 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没有几个不想开开“洋荤”的，但他苦于无从下手。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中国话问他们，既像绅士又看上去亲切而值得信赖,于 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乡亲那样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发现 我不像是坏人，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的非常主动，不住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 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的说话方式尽量采取低调，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抵触。

歌舞伎町案内人(九)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 况付我很少一点小费？”

我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这一阶段,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的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博得人气的一种风俗店。

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柜台付最初30分钟时间的1500日元门票,得到一杯饮料。店里男客人 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每张桌上都有号码牌。

女客人门票免费。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她们还可以随意点些 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 要钱的地方。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食堂也不会让你白吃的。

那么男人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而已？如果是那样的 话,那他们去酒店不是更好？

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打纸条和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 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交给店员,传到对方的手 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 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给店里交纳包厢费——1万日元。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进了包厢 后，男人尽可以去讨得对方的芳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 着了。但是,女方有女方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 会。

店里往往会在这里面做些手脚。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 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 —移到包厢去的男客人所付的那1万日元，最后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分。

偶尔当然也会真来个别女客人。但基本上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我老婆是个连 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她不断往返于女性席和 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入手5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10个男人指名坐到包 厢去，一晚上就挣了5万日元。平均每天至少也能挣到2、3万日元，收入远远在我之上。 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共有20至30万日元。

从在相亲俱乐打工开始，她去学校的次数越来越少，到了10月中旬，她彻底放弃了学校。 自那时起，她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我感到了什么。

我也渐渐无法忍受上学——在那些最多只有20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 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心情更让我失去信心。去不去学校，我和妻子的日语也都在 歌舞伎町能得到实际应用。

妻子的变化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 挣钱，在深圳买房的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 了头了。”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

自从进相亲俱乐部做“诱饵”后,妻子的生活明显变了。一个月挣100万日元以上,衣服也化 妆也好，都越来越时髦。

我发火了。当时我还爱着她,即使只是吃顿饭,和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也是无法容忍的。我每 天在路上目送她和客人出来走向哪里，心里都要妒忌地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 馆吧！我在疑心当中,甚至还跟踪过她。

这一天的吵架，她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 妻子其实说的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 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留学生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妻子。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是谁起早贪黑、玩命 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我一直在说：“我挣 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

但妻子没有一点悔意,居然还骂我是窝囊废。

我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她却没有一丝察觉,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 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以换取一点可怜的小 费。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是那样丑恶。我呆呆地没 有再说一句话，站起身来冲出了那间寒酸的六帖房间。

为了平静自己乱糟糟的心情，我去了钱汤（澡堂）。我已经完全习惯了那里，最初进去时， 我可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 日元钱，然后在此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 一览无余。

老太太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来替她的老太太的女儿，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高中生。 我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这种时候，我当然不忘用毛巾 紧紧挡住“前方”。

中国虽然也有公共浴室，但像日本的钱汤和温泉那样，和别人面对面地一起泡澡的习惯可不 曾听说过。所以，在日本第一次上钱汤和温泉的中国人都感到不好意思。

可是，习惯了之后，却会变成一种享受。我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温泉主义者。在难得有 的休息日里，叫上同行一起去热海或箱根已经成了我的一大乐趣。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在钱汤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面背上都雕上了异常鲜艳的文身黑社会成员。 在我这个中国人眼里，他们身上的以原色为基础的文身是非常漂亮的。它们像艺术作品那样 美不胜收。但刚刚到日本时的我，在澡堂见到他们时，可是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 们远远的地方默默地洗自己的。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中年日本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泡进接近摄氏45度水温的热水当中，我把刚才的吵架忘到了后脑勺。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我享受着。

从水里上来后，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在喝一罐牛奶加咖啡，那才是最快乐的。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依然是泡沫经济时代。进入十二月份，歌舞伎町连日处于名牌车一辆接一辆的热闹期间。到 处充斥着喝的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喊叫的大学生们、无所顾及地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的年轻人、在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毫不在意周围大声接吻的 恋人等等。又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界展现在眼前。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

这种时候，来歌舞伎町的日本人个个都像中了邪。

大量平时不怎么来的普通人也纷纷涌来的年末，更是那些“拉客”商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 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档次，挣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是 锋芒毕露，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消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叫卖声、醉酒的客人的叫喊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与街上的广告播音喇 叭声混合在一块，出租车从靖国大街排着队开不过来，又只好绕道掉头，堵在一起的汽车按 出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警车和救护车尖叫着不断开过。这一切都像是一股巨浪盘旋在街中， 直冲我的脑海。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地不能自制。

站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大街中央，我拼命寻找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 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协定付给我回扣成功 之后。

当时，最让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感兴趣的是看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因多次带客 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决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了起来。仅仅凭客人心情好来收一点 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回扣的建 议。

那以后，我不断频繁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并没有“贿賂”店里的某个人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极擅长“贿賂”的。但当时的我即使想这样做，手里也没有那个钱。我只 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

于是，我玩命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从里间出来一个50岁开外的阴沉的 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小李？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恭维他。

“谢谢夸奖！”

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向别人低头。按中国人的个性是很难这样做的。以 我在歌舞伎町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 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即使是那些平时看不起中国人的家伙，只要 对他多鞠几个躬，多笑眯眯地问候几声，他们就会很快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并不是说表面低头，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 的目的。但渐渐地我发现，保持低调应该是一个做人的起码原则。

我从日本人那里真正学到了什么才是“谦虚”，这可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乏的品质。当然， 日本人中也不排除一部分傲慢的家伙。

每位客人500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可是这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足了。客 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的仅仅说声谢谢 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靠小费是无法正常生活的。带去客人就有报酬！这给了我以“引路 人”为职业带了了信心。

我越干越欢。这一点也是我的长处。不仅限于华人，只要是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 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店老板愈加器重我。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 涨。最终，我现在以拿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 一个客人付了5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3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就这样，和我签协定的店 一个个增加。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 部等风俗场所，以及各种酒店、舞厅，乃至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象带的店， 性具店等等，无所不有。从90年代末开始，又增加进了中国按摩店。

但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钱的事。我所选择的，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 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待我确信真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 “拉客”商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采取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 勾当。我曾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做昧良心赚钱的事。

就是这样，来日本一年以后，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人引路人”踏上了征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一) 李小牧著 但然译 第二章 疲惫不堪

又过去了一年。1989年来临了。

和爱梅的关系一直在飘忽不定中继续维持着。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她 的举动。妻子照旧像往常那样，不固定地与各种客人“约会”。

我以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为据点展开活动。

“引路人”的工作正式开始整整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也处的不错。 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活。

我买了一件那种一直向往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我终于可以把自己 打扮得与那帮日本人“拉客”的属于一个档次了。我为此而得意。却一点也没有留意着危险 即将来临。

新的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一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

这天，我像往常那样在傍晚7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兴许是雨天的缘故。客人很少。 路上见不到几个外国客人。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 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说话的，我却犯 了“规”。

晚上9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迪斯科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 场大街的交差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很帅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 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我迅速稳住了身体。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 人”过程中，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完全忽视了一个在歌舞伎町生存所应有的常识，那就是要有“靠山”。换句话说，就是得 有黑社会做“后盾”。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 在这儿做生意，那不是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吗？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 且还是一个人单独拉客，不被别人算计才叫怪了呢！而我居然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喂！外国种！狂什么你！”

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

如果只他一个人的话，我是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让人欺负？可别小看了 芭蕾舞演员出生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 种阳刚之气。你想想看，芭蕾舞中，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支花 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看上去他们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高于普通男人数倍的力量 才行。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我可是一名专业芭蕾舞演员。

可是，对手不是一个人。面前的敌人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 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敌人。他 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我没有一点要“谢罪”之意。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200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 逃跑的唯一场所。

如果这是在中国的话，周围早就围上了看热闹的人墙。可这是在日本。日本人不好管闲事， 也不爱看热闹。他们往往假装没有看见，只匆匆走自己的路。最多只会远远地关注几眼。

他们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只有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 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我感觉到他们手下留了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如果这些是中国人的话，可是不 会这么轻松了事的，至少也要用伞尖戳烂我的手，让我长点“记性”。我忍着打，心里却松 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真武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直直的，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这种时候，只要歇上一天，就会完全被他们左右。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又“英 姿飒爽”地站在了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我的心里却很紧张，担心随时再遭袭击。

那个打了我的漂亮男人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但这一天却平安度过了。我小心地招揽 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 瞪着我，没有再出手。

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第一番街上的“上高地”上走出来的真武，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35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100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 电视里偶尔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和谐，看上去很凶。淡淡 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西 服。凭直觉，我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 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地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 人的黑社会后台？看的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 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二)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外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 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给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T”时，店里的人 曾好心告戒过我。

“小李！你不快找个后台，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 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 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 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 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饭怎么样？还有别的。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刚刚才吃完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去过好几次香港，所以不怕窜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B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人拉客的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 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狂什么你狂？还敢在 这里抽烟。”

那个漂亮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

“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摔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他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B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 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我看到刚才还很猖狂的那个拉客的家伙的脸一下子变了 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T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 过一句：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原本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 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 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没有要求过我。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 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 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签 证

现在，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中国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 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打工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中国酒店、按摩 店等处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而在胆 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我和妻子也同样 遇到了类似难题。日语学校是不是继续上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此无法继 续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不去好好上学，整 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 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很厉害。中国女人大都如此。发起脾气来从不顾全男人的面子，说话很伤人。张艺谋的 电影《活着》里面所描绘的文革时期女革命小将——红卫兵们的那种样子，就是眼前的爱梅。 我虽然对妻子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 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我想靠“引路人”的工作发一笔横财。至少得挣一笔钱回去才能给自 己一个交代。

钱只是一个方面，我还有更多想在日本做的事。

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为了学习服装设计。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我就对剪裁服装非常感 兴趣，我还专门到制衣厂学过剪裁。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 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遭一日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

日本的时装大师高田贤三、三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很知名。我盼望着在与 法国、意大利齐名的时装先进国度——日本，能得到正规学习的机会。

为此，首要的是必须先过语言关。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 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在日本我不断交好运。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就在节骨眼上，它总能 帮我摆脱出来。我已经无数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我总能在关键时候遇到 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好交际,又爱说话。只要投机，很自然地就 会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 京服装学园”最有名。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三)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听了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就直奔当时在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上的 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好运。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服装学园”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 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台湾、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的留学生。但是， 改革开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不顾我毫无准备的找来，学校方面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及其简单的 面试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 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四年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 慕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打工地点又 同在一处，省去了多少时间和麻烦。

但是，还是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妻子的签证。日语学校虽然还保持着学籍，但她却早 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是无指望的了。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解决了。我到入国管理局去咨询应该怎么办时，才第一次知道留学生 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服装学园”的学费一年要120万日元。这在我当时可是个天 文数字。

我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

我把一切都压在“引路人”的工作上。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极力发挥自己的特长。

88年10月，我和妻子从日语学校双双退学。

苇子

中国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只读苦贤书，最终获得了成功。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多不胜数，但在我看来， 那些都只不过像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一般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这般 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之人。

我可不愿意当这样的云上之人。

我也想在日本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这种向上心甚至会高出常人一倍。

但只有这一点当然远远不够。想有更多的钱，想吃遍好吃的，想要那些贵重的名牌货。如果 参与赌博的话，最终会以借债告终，所以我不会乱来。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使些无伤 大雅的小聪敏。与黑社会和警察打交道要不时留个心眼。还有，看见漂亮妞时，还忍不住想 干点什么。

我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也许还比别人更多了些欲望。

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其实只是一个愚蠢、庸俗而笨拙的家伙。

我是在还一边打着那份发纸巾的工、一边开始我的“引路人”工作时认识的苇子。

一天晚上，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她进了我打工的那家“相亲俱乐部”， 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 大约过了30分钟左右，当她一脸无聊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停下了正在发纸 巾的手。

丰满的脸颊像雪一般白，黑黑的眼瞳含着柔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 披肩长发的发型是80年代末最流行的样式，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非常大的一对乳 房。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它们难以挪开。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与在情场上得意的我，来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 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守身的男孩般语无伦次起来。因为她的容姿正是我所 喜欢的类型。

“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 的都很辛苦。就凭你的长相和体型，去做个男招待可一定能挣大钱。”

那时我已经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人服务的“男性俱乐部”。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几十家这 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我 从人妖俱乐部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

又能与女人聊天、提高日语水平，又能赚钱。所以我当时曾为此动心。虽然人妖店也不错， 但我对同性不感兴趣。所以还挺向往能跟女人接近的这种男性俱乐部的工作的。面试结果当 然以我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几句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你是中国人吧？那他们是不会要的了。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主动说。

“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搓了一顿。生怕被正在店里打工的老婆 撞见。

“你在中国享受过这样的事情吗？”

苇子一边娇滴滴地问着我，一边用嘴含住我的“小弟弟”。一刹那，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可怕 的快感袭击了我的下半身。

“哎！别……苇子！别……”

中国人的做爱方式还很保守，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了。妓女是怎么的就无从知道了， 一般的女人是不会做这种举动的。男人也如此，没有几个男人会用嘴去碰性器的。即使想做， 也会被女人拒绝。所以只是“公事公办”。

即使是知道这种做爱方式，一般的中国人也最多只是想像，没有几对男女会真的去尝试。十 三亿人口，独生子女政策。这至少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中国人并不讨厌做爱。相反，倒非常喜 爱。只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很难改变过来而已。

就连我这个在中国时与别的男人相比，已经很是个情场高手的男人，在做爱方式上都还是很 保守。

与苇子的性爱所获得的感受可以说让我受到了非常的冲击。

“好吗？有感觉吗？”

忽强忽弱，一会儿从下向上舔着，一会儿又突然用嘴衔住，发出巨响，用劲吸着。一会儿又 用鼻尖轻轻把玩……

“啊……啊……”

我无法忍受，在她的口中放出。苇子全部吞咽了我的污物。

令我感动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些。比如说，做爱前我去浴室洗澡时，将我脱下来的衣裤整整齐 齐叠好，盥洗台前放的牙刷上已经挤好牙膏摆好。做完爱后，还会温柔地给筋疲力尽的我按 摩。这些细致处的用心周到可是对中国女人无法想像的。

现在我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当中也是极少见的，但当时我错把这认为是所有日 本女人所共有的特点。过去常听说过“找老婆要找日本女人”的话，我后来可是真动了娶个 日本女人当老婆的心了。

我和苇子成了见面频繁的性伙伴。我们见面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 上面建的“皇家宾馆”一类的高级宾馆。都是由她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我们还 去箱根等温泉地度过夜。

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一张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外，每次分手的时候还 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元钱。“拿着，这是一点零花钱！”她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缺钱，所以只好笑嘻嘻地接过 来。聊天时被问到有什么爱好时，我回答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 佳能“EOS”摆在面前的事情也有过。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25岁前后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苇子到最后也没有透露她到底做什么工作，但 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风俗业的。因为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 年轻女人能有那么多钱的，几乎都是些性服务澡堂一类的风俗职业女子。当时又是泡沫经济 时期，她们是很能赚钱的。何况她那让我成为阶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可不是平常女子可 能有的特长。现在回忆起来，我对于她来说，其实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廉价多了的玩弄 对象而已。而我却动了真情。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四)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战 场

每天都要忙的头晕目眩。

从晚上7点开始到深夜1点多，我每天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 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酒店的中国大陆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台湾人开的 有100多家，这些地方也是我要活动的对象。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约，还要时常请一些店老板吃饭。

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挨个到那些已有协约的店里面去收钱。后面还要谈到其中的具体 细节。

在工作当中寻机与苇子幽会。吃饭、做爱……

另外，还要时刻在“相亲俱乐部”附近转悠着监视妻子的行动。我们的关系在往日渐恶化的 方向发展。

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时不时的都要去“上高地”或“白木屋”耐着性子听真 武吹牛。

一晃一夜就过完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倒头便睡。运 气不好的话，还要被动了春心的妻子弄醒献上“侍奉”。

终于可以睡觉了。但是，不管如何睡得像死猪一般，中午一过就会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 喝杯牛奶，而后在3点开门时赶到“钱汤”去洗澡。以最快的速度洗完澡，湿着头发就得赶 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工作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当时每天的生活模式。四月开始， 还要增加上“东京服装学园”的课程。我的身体到底有多少能耐？

三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把头的那家电影院门口汇合，到位于西 武新宿车站前那条大街上的一家台湾饭馆“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后来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那 家小“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在最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轻视的眼光， 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最便宜的饭菜里一起吃下去。那种真正的中国料理久违了很长 时间。当我有了钱之后，却一反最初的“穷酸”样，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美味中 国和日本饭馆。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就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馆。

刚才提到的“中国菜馆”就是这其中的一家有名气的饭馆。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固定要点 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其实，每个饭馆都有 自己的拿手好菜，这些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我总是会注意哪家饭馆的哪些菜好吃， “中国菜馆”的这道菜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客满状态。

我和苇子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嘴里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 的香气缭拨着欲情。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不时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脸涨的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是我辞去“相亲俱乐部”后，顶替我的位置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 学生给她告的密。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喜欢说话的我把和苇子的关 系当作一件得意的事告诉了他。在对比自己挣钱多，又交了个日本情人的我怀着一种妒忌的 情况下，他向妻子告了密。我可真是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傻瓜。

也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歌舞伎町里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打工的中国人。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

如果是个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怎么表现。也许会大声哭叫，也许会上来打我，也许只 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

而爱梅可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女人，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 早就捅上来了。

“你这个日本鬼子！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

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

桌子被掀翻，破碎的杯子和碗乱飞。

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介入，才拉开了她们。

我因此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夫妻之间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真是自作自受！而且，我对妻子做出这种出格举动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爱梅当时正跟一个是某公司职员的日本人“谈恋爱”。

东京服装学园

我的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

一个五十名岁开外、拉皮条的马来西亚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他是以“风林会馆”一 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的。在我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外国人拉客商。 因为都是外国人，最初关系倒还处的不错。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 的态度发生了豹变，有事没事地给与我有协约的店老板造谣、说我的坏话。后来才知道，我 挨了那伙日本人拉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 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常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 的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 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想想，那些恐怕都是他使的伎俩。

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可见在这条街上生存， 背后有没有“后盾”有天壤之别。但只靠黑社会撑腰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忽视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与警察的关系。许多场合，他们比黑社会更有用。

比那个马来西亚人更让我头疼的还是和妻子爱梅的关系问题。“中国菜馆”的事情发生后， 我们两个人更是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防范。已经没有什么爱情不爱情了，有的只是彼 此为了找个更有利于自己的分手借口而留点“证据”而已。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 事态愈加严重。最终我不得不雇了“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 怀孕，一直到孩子快要降临之前，她都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 工，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

我在上述费神费心的日子当中，迎来了“东京服装学园”的开学典礼，1989年4月。我在 位于新宿的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 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人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 稿背的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装出一副当场发挥的样子。发言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 中国留学生”，我立即被寄予了厚望，全场鼓掌。副校长亲自上台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 我再接再厉。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极力出席不耽误上课。“东京服装学园”的教学制度极 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85%以上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 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皆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 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妥善保管着。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上课，晚上7点开始到第 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五) 李小牧著 但然译 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的结果是——爱梅生了。生了个男孩。

跟妻子的关系不好，但本来就非常喜欢孩子的我，见到儿子，喜的嘴都合不上了。妻子把丈 母娘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出了所有的钱。但丈母娘来后，妻子却马上又回到原来的地 方打工。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 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肩重职的男人。“东京服装学园”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引路人”、“父 亲”、丈夫。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大的飞跃

东京服装学园的那四年间，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90年代初，与我成交回扣 协约的店已经超过了20多家，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是不可能的。后来学我的样子，也开始 干起拉客行当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 自信。

他们的那种拉客方式与我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就是“说明能力”之差。

举个例子，就拿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来说吧！他们那些拉客的，根本就没有能力说清楚店里具 体都有哪些类别的服务，价格、时间、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把客人随便糊弄进后， 立即就会发生一些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2万日元的店，却往往只说洗澡费为5千日元。当 客人接受完服务，打算交钱离开时，突然要多收出1万5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 没听说还有别的收费！”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也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打 交道。

而我在开始“引路”工作的同时，总是要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先“实践”一番， 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如果是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实践，但那些日本 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地方，如果不先自己亲身经历一下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向 别人介绍。另外，自己进去花点钱，还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 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搞好关系的诀窍。日本人本来就特别重视这种工作之外的交往。

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为日后与一个又一个店签约成功打下了基础。

与同行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善后工作从不怠慢。还接着前面的例子来说。当客人与店里发生 矛盾、纠纷时，店里立即呼我的BB机或打我的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立即“飞”到店里， 插在他们之间做调停。这一类切实的努力做多了，自然就会赢我作为一个“导游”所应有的 信耐关系。所以，我比他们挣的多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我想，说到这里，读者就会多少理解我为什么将自己的工作称作“导游”，并以此为豪的原 因了。

还有一些“黄色录相店”和“性具店”也与我有回扣协约关系。包括这种店也不是仅仅只把 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的。与客人们一起进店，同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与店 方交涉讨价还价时为他们翻译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 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巧妙”的商品宣传员。

有一个香港客人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玩具 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 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100倍。买了！”

我觉得自己简直比那些真正的推销员还要出色。

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 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这难道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拉客”相比吗？

我的经营活动还远远不止这些努力。还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立做“引路人”后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5000张。上面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B 机号码。手机一开始上市就马上买了一个，将号码增加上去。印上自己的照片会让对方安心， 这是信用的基本。印上富士山也有我的想法，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 代末中国访日团来日本参观合影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是最具有日本 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拿了我的名片的人可以把它当作来日本 旅游的纪念品之一带回去。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 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就会有日平均数千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

“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脱衣舞场，怎么样？”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的玩具吧？带回去可是最好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 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电话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 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带我去吗？”

我的努力另外还有：收集发票。

2000年开始，给中国大陆的旅游签证终于以附带许多严格条件为前提开放了。但在这之前， 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没有旅游签证。

因为经济发展和体制完全不同，物价悬殊太大，中国人是不可能有人自己掏腰包花费的。那 些出来参观、学习的中国人来歌舞伎町寻欢作乐，花的都是公款。那些脱衣舞场、性具商店 一般都不给发票，即使是给发票，印有“歌舞伎町”地址的发票拿回去更无从交代。

如今，知道歌舞伎町是红灯区的中国人可并不会少，这些指望升官发财的干部们哪有那个胆 子让别人知道。

于是，我总会瞅空专门到新宿之外的地方吃吃饭什么的，要上空白发票存起来。我常常厚着 脸皮请求：

“请给我开空白发票！能不能给我五张？”

只要有了空白发票，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干部和官僚们可比台湾人和香港人对钱满不在多了。 大批的公款就这样纷纷进了歌舞伎町红灯区的粉色沙龙一类的性服务场所，中国的政府和老 百姓又有几人会知？

客人当然不光是普通人，高干和有名人可不会少见。我带过香港警视厅数一数二的人物去看 脱衣舞，偷偷来日的台湾政府高官在我介绍给他中意的中国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等大人物 给的小费也会多的让人吃惊。

有名人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张艺谋。

和他相识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原本就喜欢电影，张艺谋的片子我没有没看过的。当他出现在 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就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张艺谋？我是你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地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 片一直是我的宝贝。

张艺谋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奇妙”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的“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中专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专为同胞带路，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 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下流心，更多的我想还是他作为导演的“探 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国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六)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此后他也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 妖酒店、SM吃茶店等处。他每回都一脸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总是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1月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 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你好！看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当然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 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像这样，我每天都持之以恒地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断做着自己的努力。渐渐的，我在 这一带以“李引路”之名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

地盘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 而且，为了也能拉到日本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

第二次离婚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 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的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大的脑袋，想回忆儿子 长的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 住了。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的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高田马场的那间屋子，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很像爱梅。她的眼睛现在是那种大大的双眼皮，以前可不是。

到日本来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完全不 同的变化。不单纯只是浓妆艳抹的问题。

来日本后，她已经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 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的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 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号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药水。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 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来日本后的妻子，什么都变了。

“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呀！确实不像！”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帐呢！你给我收敛着点 儿！”

我翻脸了。我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苇子。我对这个拆散了我和苇子的女人的恨让我再也忍不住 了。我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哪又怎 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们母子不成？要是不来日本， 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 道。”

我在日本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哭了起来。

孩子在旁边可爱地笑着。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们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 不回地走了。

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国去了。

我和妻子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

自从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后，妻子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所迷 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的穷学生，靠拉客能挣几个钱？不如尽早和这个男人离婚， 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打工，还想过好 日子，想永远呆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离婚 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她逃脱了。

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孩子。

区役所大街

从歌舞伎町东头开始，贯穿靖国大街和大久保的职安大街的这条路是最有特点的了。后面一 直到花园神社前为止，与火柴盒般的酒店街、黄金街相邻。路两旁共有多达上千家的饮食店。 到了夜晚，打扮妖娆的女人们纷纷出巢。路口是一些目光锐利的亚洲男人在观察、窥视着四 周。他们分别来自台湾、韩国、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大陆等地。这里是歌舞伎町中最吸引 外国人的一条街,中国流氓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样一描述还真有点吓唬人的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头上缠着领带的二百五日本人职 员们照样大踏步地走着.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看了弛星周的小说《不夜城》才半信半疑地第一 次来看看。虽然也有可怕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流氓也得吃喝拉撒睡。“歌舞伎 町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黑社会的老巢”之类电影里展现的场景毕竟不是现实,从那里面是 看不到它的真实面的。当歌舞伎町人十四年，我今天才弄清楚。

89年夏天,我抱着也想得点泡沫经济“恩惠”的目的打入了这条街。想在当时生意极其兴隆、 频繁出入于台湾、菲律宾、泰国酒店和俱乐部的日本泡沫经济的“宠儿”身上捞上一笔。从 香港、台湾来旅游和工作的人也很多，当时日元的力量是绝对的,外国人非常知道它的价值。

孩子也出生了,还要交“东京服装学园”的学费。我迫切需要钱。另外，比老婆挣钱还少的 现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从晚上7点到深夜1点左右，在第一番街和与它相邻的那条街上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然后到 凌晨5点又在区役所大街招呼日本人。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区役所大街上几乎全是的台湾、韩国俱乐部。有人声称仅台湾人 开的俱乐部、酒店当时超过300家之多，但我觉得这话夸张了点，我记得应该在100家前后。

台湾俱乐部与现在中国大陆人开的酒店可不同，在那里是不能“买”女孩子，不做卖春交易 的。它与日本人酒店的服务内容相仿，陪酒女只是坐到客人身陪着喝喝酒、聊聊天而已。但 是，说到底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很多陪酒的女孩子还是私下与客人“成交”，正因为此，泡 沫经济使许多日本人把钱拿在手里烧的发慌，生意出奇之好。那些韩国酒店也一样。

台湾酒店的营业内容大体如下：营业时间一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收费平均定在1 万5000日元。时间没有限制，店头的威士忌可以随便喝。但是，只喝店头固定的威士忌的 个人是很少的，3万日元一瓶的酒、5万日元一瓶的XO卖的都很抢手。一瓶几十万日元的 酒从一个店喝到另一个店的客人并不少见。

韩国酒店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只是价钱比台湾酒店高出1万日元左右。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 有如此的差价，只是印象中韩国酒店比台湾酒店的档次略高一筹。我不时地目睹日本有名的 演歌手和政治家出入这条街上的一些韩国酒店。

后半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拉日本客人去给我回扣的几家酒店。最初是拿客人消费的30%， 也就是说，如果客人消费1万5000日元的话，我就能得到4千500日元的回扣。此后，我 拿的回扣额不断提高，从92年开始，中国大陆人开的酒店逐渐取代了台湾酒店，在这里， 我的回扣额是100%，即客人如果花1万日元的话，这1万日元就全归我所有。

我没有做过任何动脑筋威胁店里给钱的事情。是这些店自己跟我提出来这种交易的。为什么 会如此呢？一句话，这是因为竞争太激烈的缘故。几百家同样性质的酒店挣抢着客人，哪一 家都希望尽量多的拉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常客。

所以，我倒成了被拉拢的对象。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七)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李先生，帮我拉拉客人吧！第一次消费的钱全给你。”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次客人消费1万日元的话，店里包括宣传费在内，实际上的成本在1 万五千日元前后，这不等于亏本吗？但第一次的钱归我，以后客人再来当然就与我无关了。 至于我带去的客人以后会不会再来，就要靠店里自己努力了。正因为这样，客人来的越多对 他们越有利。这就是店里要把第一次消费的钱全归我的潜在心理。

很快，经济萧条期到来了。我作为“引路人”的能量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原来即 使什么也不做，客人都会自动找上门来。可泡沫经济一结束，什么都在一夜之间变了。

客流消失，原来一个晚上花费百万日元也不在话下的傻瓜不再出现，生意该怎么做呢？

从这时开始，台湾酒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个个频频来找我。

“李先生！这是一点小意思。有了客人，一定先带到我这儿来。最近店里生意不好。”

说着，把1万、2万日元的纸包偷偷塞在我手里的老板越来越多。我把钱快速收进西装口袋， 回答他们：

“放心！我会尽力的。不过，听说你的店最近服务有点跟不上。我给你带的客人可一定得好 好招待，不然，到时候倒霉的是我。”

并不是我天生狡猾，愿意这么卑鄙地赚钱。在这个充满欲望的红灯区，想干干净净做人是行 不通的。这就是现实。不使点手腕怎么生存？

结果，从1989年开始到1992年的近四年时间里，我站在区役所大街上，不断将日本客人带 往一个又一个台湾酒店等处。我想，有人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连个后面撑腰的都没有， 怎么可能在那种地方做那么久的生意？

我确实没有什么“后台”，而且，在歌舞伎町当中也算不上趟的“T联合组”成员真武的手 也伸不到区役所大街来。可是，我在这条街上站着的四年里，真的一次也没有给谁交过所谓 的“地皮费”、“保护费”。另外，也没有遇到过找茬的人和像那次在第一番街上挨日本人拉 客的打的事情。

谁又能相信呢？

黑社会头子

如果你想见识一下黑社会的话，建议你去区役所大街上的“风林会馆”看看。 走进一楼的咖啡店，理由你就会立刻明白了。这里简直可以称作是歌舞伎町各个黑社会组织 的“会客厅”。不管你什么时候去，都一定能掌握“真正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不只是一件、 两件。

我所站着的位置正好是这些黑社会成员赴“风林会馆”的必经之路。每逢他们从我身边走过 时，我都会不失时机地堆满笑脸，恭维着跟他们打招呼。

“你好！请多关照！”或“辛苦了！”之类的问候。

一般他们都会抬起一只手回答过：“噢！”

在他们眼里，我不过只是一个站在大街上拉皮条的，打个招呼不会让他们不高兴。

不鬼鬼祟祟、一个每天站在这儿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妨碍的家伙！这，就是我的作战方针。这 方针得到了成功。渐渐地，碰见我时，有些人会主动先向我打起招呼。

歌舞伎町里势力最大的组织之一“K”会的某会长就是我这里面的一个熟人。

年龄在50岁前后。身高一米八以上、头发剃的很短、身上裹着高级西服……一看就是一种 黑社会“头子”的风范。

但这位“地位”很高的“头子”在街上碰见熟人时却很和蔼。他会把我误以为是哪个女性俱 乐部的男招待而招呼我：

“最近不错吧！问你们老板娘好！”

碰到哪个饭店老板时也会大声问候：

“生意怎么样？哪天给你带批人过去，到时候好好招待啊！”

虽说黑社会分子中多是一些见钱就眼红的恶棍，但日本的黑社会中像这位组长的人却很多。 我自己本人不想参加任何一个组织，但对和自己交往的人，不管对方是黑社会成员，还是警 察或罪犯，都愿意去看他真实的另一面。

会长第一次给我打招呼是在1990年一个下着下雪的夜里。

“晚上好！”

“噢！天气很冷，小心别冻着！”

他说着，消失在我身后大楼的电梯里。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后，在几个日本人女陪酒女的簇拥下，他半醉着出来了。

“噢！你还站在这儿呢？今天天气可真够呛的啊！”

会长说着，掏出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递给一个女孩子，交代她：

“哪！给这位大哥买罐热咖啡什么的，零钱给你了！”

我接过咖啡给会长深深行了个日本礼。

“谢谢！”

“你是中国人对吧？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外国人！我手下的那帮家伙真该学学你的样子。”

会长说笑着在那群女孩子的目送下，坐进手下早以准备好的奔驰飞奔而去。

从那以后，我们碰见总会聊上几句。

“小李！你背后没什么人吧？”

“没有！我是个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

“算了！我管你了！到时候给我多介绍几个好的中国店就行了！”

“我要交多少保护费？”

“是啊！唔……有一千万也就够了！”

和真武一样，会长也从未向我要过钱。其实找各种各样的茬到处要钱的都是些他们手下蹭不 上趟的小喽罗们。像他这种上头的人，怎么能看得上我的那一点钱？何况我还只是个外国人， 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放我一马还不是件举手之劳的事情？

会长酒量不怎么样，对女人的兴趣可是很大。我曾带他去当时还很少见的一家中国人开的酒 店“C”，进到刚刚开张的店里，老板娘专门叫了一个大陆来的小姐陪他。因为我给店里带 来了一个“大头”人物，所以得到了很高的回扣。

所幸会长非常满意，一下子成了常客，几个月后和店里的一个上海女孩相好，最后竟跟她结 了婚。会长对我说：

“李！你可给我带来了缘分啊！有什么事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能帮你的。”

从此，我找到了比真武要厉害的多的大“靠山”。

后来的事实证明会长的许诺名不虚言。

那是第二年一月份发生的事情。当时，中国大陆来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他们开的酒店 也开始取代台湾人的酒迅速增加起来。

一天，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按摩师也站在我常站的位置拉起客来。

原因是他那在一家中国人酒店里做陪客小姐的老婆告诉他我这像工作可以赚大钱。

那会儿我的独占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本能地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原本我喜欢一个人靠自己 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想与警察和黑社会有染。

但是，当时自己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强大，同时还想看看会长到底会不会帮忙。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要求非常超乎现实。仅仅是两个外国拉皮条客之间的争斗，一个大组织 的会长怎么会亲自出面摆平呢？但讲信用的会长却马上亲自带了几个手下帮了我。

“喂！小子！不赶快给我滚出这里，那可就不是断几根骨头就能了事的！”

平时温和的会长这是却一反常态，发出了如此的恐吓。那个人瞬间就屈服了。此后，再也没 有在歌舞伎町露过面。

这件事虽小，对我的意义却很重大。它并不单单是“打败”了一个谈不上好坏的按摩师的问 题。周围立即发出了只要我发一声话，连歌舞伎町最大的黑社会头子都回亲自出马的“事实” 传闻。

会长对这种情况比我还要知道，所以才会有意亲自出来为我“亮相”，让歌舞伎町的那些人 产生这种印象的。真不愧是“足智多谋”！

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歌舞伎町。从日本人到当时人数迅速增加的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等人 之间都几乎无人不晓。

“姓李的可是要当心！那家伙厉害，他可是K会系会长的宠儿！”

会长知道不可能老是要费力气摆平外国人皮条客之间的矛盾。所以，他采用了这种一次就能 威震几年的方法，效果果然不用多言。

可这位歌舞伎町背后的“大人物”自己却说仅仅是为了还我一次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连一个正式的“后盾”都没有，却能得以在歌舞伎町这种地方平平静静继续 自己的生意的原因。

歌舞伎町案内人(十八) 李小牧著 但然译 学园生活

我有两张面孔：一张是时不时与人勾心斗角的歌舞伎町人，另一张是“东京服装学园”的学 生。

虽然入学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立。

每日一直到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还有作业。画画、写报告，作业一天都不会少。 作业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级的，即使再累，也必须硬挺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当然是几乎 没有的，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画用品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 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精疲力竭之时，不用说，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 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打断我香甜的梦乡。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意朦胧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阖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哈依！”

“站起来！”“哈依！”

“别站在那儿挡道，站到教室后面去！”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

上课内容更是一件难事。已经进入30岁了,日语学校时一样,这儿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 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30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 一上午的服装设计专业语考试是最难对付的。连上课时老师的日语我也充其量只能听懂百分 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用语。听惯了街头地痞平时讲的日语，我对真正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 语却感到棘手。

好在我是一个脑筋非常灵活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每天的作业。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由她 们代我完成。因此我也和不少女孩子有过短暂交往。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心。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漂亮的多。小时候我常常被别人错 当成女孩。

在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属于这一类人喜欢的对象。只要对他们笑的甜一 些就可以了,身体当然是不能碰的。

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 饰。

我的这一类“武器”，使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 穷学生的我，却身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 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

因日语还有些问题，前两年我吃了不少苦，但后两年却能靠自己的力量度过难关。我尤其喜 欢上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课，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致勃勃。

在学校里，除了一些日本女同学外，我还和一些韩国、台湾来的女留学生不时“交往”着。 更重要的是，通过努力学习，这四年时间，我的服装设计知识、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服装学园”毕业。

广域暴力团Y组的铃木

虽说很想进一步扩张到区役所大街上，但是我从未放松过对我的“领地”一番街的管理和控 制。这一“领地”是我的原点，是我的生命线。

我可绝不允许这种侵略行为的发生。为此，必须全力粉碎企图侵犯我权益的家伙。不然，自 己反过来倒有可能会被对方打垮，更谈不上在这条街上生存了。

我竭尽全力守护我的这两片“领地”。

和真武的交往仍在继续。歌舞伎町中的人们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 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表现出欣喜若狂的样子。我 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 李先生,是我的保护对象,请大家多多关照!”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 合，交待我:“你只要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 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

不管平时表现的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如此当作吓唬 对方的工具,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 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还是依旧没有开 过口。何况,我的收入会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实际上,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有几百万日 元的债。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 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也是属于这种人。

他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现在回忆一下，真武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了他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那时我也同样。

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问题困扰的不可开交之时。大概是在90年9月前后。

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身旁。 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好！真武。你的中国话说的不错嘛！不过，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

“是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来活！”

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色、一路“来活！来活！活——活——活——”地高声练着发音，没入歌舞 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 他自己的踪影。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Y组下属的铃木出现在我面前是在真武消失一年之后。

真武消失后，我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目标。但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再像过去那样直 接向我发动进攻，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人，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气势来对付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一幅漫画上 的坏人样，他的身后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人拉皮客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

我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他的威风。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 措的中国人了。我知道，他的目的是钱，这已经是一个不用多去思考的事实了。

这一次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而是略施了点小计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你看干脆这样吧！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咧嘴笑着点点头。

最后,铃木从这一天起成了我的“后台”。我竭力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幅垂头丧气的 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1万日元完事。

此时的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 求的,只等对方主动上门来。为什么呢?这是我争对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中 国人所采取的对策。

前面已经提到过，从1992年开始，“中国酒店”在歌舞伎町开始出现，与此相伴，来大陆的 中国人的身影也日见增多。他们其中不乏许多中国黑帮成员，而一些丢尽留学生脸面的中国 人更是人数众多。我已经预感到这批人会很快将触角伸入到这条街上来。他们随时都会侵入。 为了做好迎战准备，我必须全身披甲，严阵以待。

从此，我的引路人生活开始被笼罩上一层火药味。尽管表面上我还是每天都保持着笑脸站在 大街上迎客，但与过去所不同的是，在笑脸后面开始多层冷静和警惕。

我的预感是对的。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职务询问中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才 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中国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受到了打击。

歌舞伎町案内人(二十) 李小牧著 但然译 我一边随时警惕那些人数剧增的“外敌”，想方设法对付他们，平时依旧不忘记及时行乐。

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身。年龄尚只有30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 在“东京服装学园”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拉客工作当中，也不愿意放弃了玩乐。事实上 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我在和妻子离婚一年之后。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见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28岁，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小首饰， 在汉城呆了一年后来到日本，想在歌舞伎町做她的小生意。在西方人当中她属于是比较娇小 的那种女性，但胸前晃来晃去的两个巨大的乳房和大得看上去臀围要超过一米的非常肉感的 屁股引诱得我掩抑不住地兴奋。我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 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3至5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只要交1万日元 就可以了。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情，还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此后的 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子， 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帮我做翻译，替我宣传。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摊子感兴趣时， 我就替她翻译，还是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她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 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 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一切都很容易想象。几乎没费什么时间，我们就有了肉体关系。

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但实际上和期待当中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结果完 全不尽人意。看来西方人的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当时我的体重只有50公斤，当一堆 肉块般的南希高声嚎叫着扑过来骑到我身上时，我感觉到自己简直是在被人强奸。当最初的 那种受虐般的刺激和快感很快过去后，接下来只剩下肉体的折磨和无尽的疲劳。快感早已经 变成一种重体力劳动了。在做爱上，还是和日本人最来劲。

南希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 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 歌舞伎町只是件常识性的事情。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难道她怀的是我的孩子？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年轻日本 人。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 舞伎町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一年多的买卖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 了。

我曾经半开玩笑般地问她：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捧腹大笑，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 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名高刑警

在歌舞伎町时间呆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 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 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临界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与此相对，这条街上 还生存着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刑警。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黑社会成员与刑警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 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的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烫着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 头。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锐利的目光。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刑警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 有时甚至更需要。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条件的话，那么，有 这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 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有，能交到一些刑警朋友，也正是因为我没有与任何犯 罪行经挂钩。

可是，与这些人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 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的。我这个外国人更是要小心，不然可 能会更麻烦。

每天站在大街上，必将成为警察们的第一目标。

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是中国人？”

一个50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 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

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在者了。

“没有？有，什么？”

“喂！跟我来一趟。”

我被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个人是警察。警方的家伙基本上 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 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那一次遇到的情形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 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他们这种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不是罪犯的讨厌家伙。

但是，到了90年以后，干坏事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很多人都参与各种犯罪活动，案件发生 频繁。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不得不与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打打交道 了。

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警察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 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得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幅“协力者”的样子来。

于是，我有选择余地的与许多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 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 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钱包里塞着几十张警方人员的名片。

说句实话，和他们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 要大。

其实，黑社会里的人在日本人中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 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干。本来日本的 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在日朝鲜人。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特别是“快活林事件”发生后，恨不得 全体中国人都成了他们的怀疑和打击对象。

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从不会从心底里真正相信他们，只有一个人例外。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94年8月“快活林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 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出溜出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 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

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小伙子！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威压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暖感，我也 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

“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的很像。”

“哎！这不是叉烧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的很香。像这样很香地在饭馆吃饭的人可是真少见。

哧噜噜噜——

他看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香甜的样子，抬头笑着跟我说：

“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啊！刚才谢谢了！”

从后乐面店走出来的那个男人走到站在大街中间等客人的我的身边，一边谢着我，一边掏出 张名片递给我，脸上现出一副有些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 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给我个人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看见你都被你的 风度所吸引。”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 高达郎”的演员长的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叫他“名高”。还有人说他长的像很受日本人欢迎 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 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范围内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贵重的情况。希望今后我们能交个朋友。”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普通歌舞伎町里的住民与警察之上的朋友关系。他与那些寄生 歌舞伎町的蛀虫有本质的区别。我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上海女孩

话要再往前追述。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90年10月，我与妻子离婚后，马上从高田马场那间破旧的屋子搬到了中野的一套一室一厅 的公寓里，房租是12万7千日元。虽然两个人住是挤了点，但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服装 学园”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总 是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是我在与妻子为离婚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由朋友介绍认识的。 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

悠悠比我小5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 个标准的上海美女。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

我一离婚、刚搬到中野的公寓，就开始和悠悠同居了。当时，她是从另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 到我这儿来的。

悠悠的性格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支细长的 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 甲鱼等新鲜货回家，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一起做着吃。

我做辣味的湖南菜、悠悠做放酱油比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它 们的美味。

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的悠悠，一丝不挂地斜躺在床上，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她的脚 几近挨到自己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脱光了衣服站到床上，脖子上系着一条领带，挺直了身体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 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然后，一个急转身，将自己的身体重叠到依旧高高抬着腿的悠悠身 上……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干完工作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 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可怕，手里拿着一个装了什么东西 的塑料袋，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砸着。嗵—嗵—嗵—地发出沉重的响声。

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